该书指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以一个强大国家的姿态、以世界一极的角色与西方大国相抗衡。在苏联的主导下，由“两个世界市场”发展到“两个世界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以社会主义的体系遏制了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与霸权，构建了20世纪的世界政治格局。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以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为标志，带来了世界政治格局重大历史变化。这一变化不仅导致社会主义地域版图大大缩小的客观现实，而且，震撼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心灵，震撼整个人类世界的心灵。与此同时，西方学者落井下石，猛烈批判社会主义，极力否认社会主义发展的合理性，把苏联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长时段全球化自然发展过程的一个暂时中断，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作者认为，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之后，放弃了社会主义转而加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带来的不是反对派所祈求的兴盛与繁荣，而是生产力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民族矛盾持续升级导致国内暴力冲突不断、社会经历多年的动荡不安等等。作者指出，必须依据对世界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来认识理论问题，必须回到列宁与第二国际理论家当时就已经提出并激烈争论的问题去反思现实问题，从列宁当时就已经提出来鲜明观点和持有的基本立场，分析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探索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
作者强调，第二国际是相对于第一国际而言的，很多研究成果都把第二国际作为国际共运史上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关于第二国际的历史时段，我国学术界说法不一，并且各有依据。但是，我们仍然按照大多数所认可的如下说法作为第二国际的期限：从1889年7月至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在这25年的历史时期中，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观点、政治立场的变化，第二国际理论家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也出现了几次变化：从第二国际成立至恩格斯逝世这一时期，这是变化的第一个时段。在这一时段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都自认为或被看作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恩格斯逝世后至20世纪初，这是变化的第二时段。在这一时段里，以倍倍尔、梅林、考茨基、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人为代表的，被称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施坦等人被称为修正主义者或假马克思主义者，但仍然是第二国际内部不同派别的人物；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到第三国际创立，被称为第三时段。在这一时段里，因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特别是社会沙文主义和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导致第二国际的破产。之后，以列宁主义为代表被称为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派别，而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理论家仍然称自己为第二国际的继承人。由于出现上述身份的变化，所以，论题中关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主要是指左派之外的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了较大的修正，对国际共运产生了重大消极的影响，列宁与他们进行了激烈的理论争论并作出了严厉的政治批判。
作者指出，对于列宁所批判的第二国际理论观点与政治策略，应该作客观的分析，要正确看待后来的共产国际和苏联所做出了纯粹否定的评判，即认为“第二国际的理论是反动的、没落的修正主义”。并认为“第二国际的理论早已是穷途末路、毫无价值”，因此，共产党的政治家回避它，马克思主义学者远离它。这种评价是当时国际政治关系的产物，而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结果。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之后，对列宁与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理论上的分歧导致政治上的斗争，体现出深远意义，正如多年前高放同志为一部《第二国际史》所写的序言中的评价：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新实践以及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拨乱反正、重新联合的新形势，使我们深感第二国际的历史经验应当重新总结，第二国际的优秀遗产需要更新挖掘。另外，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侯惠勤也认为，第二国际是当今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尚存的、为数不多的“富矿”之一。的确，第二国际的历史经验和优秀遗产是留给人们的一份最珍贵的理论财富，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作者还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创始人，列宁进行了艰巨的理论创造和变革社会的实践活动。在理论上，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进行了争论，特别是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分歧，这是两种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在工人运动中激烈冲突的反映。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自诩坚持的是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诬称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歪曲”，或者说是东方落后国家的产物，不具有普遍意义。社会发展和现实实践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地冲击和拷问着马克思主义本身，特别是“世界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迄今尚未注意或不知道的问题”是其中最为迫切需要解释和回答的。以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包括各种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的混合而产生的各种理论，不断地混淆或“修正”马克思主义，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解和实践运用。针对我国40年来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改革而取得的伟大成就，许多西方学者对我国的社会发展模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理论结论。
在该著作的第一章里，作者提出争论问题的理论基点，即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中论述的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和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思想，结合当代西方学者对所谓“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看法，形成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理论的完整认识；在第二章里，作者对比并详细阐释了列宁与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对唯物史观的不同解读、对社会变革的不同态度及其不同的民主观，这是围绕政治问题把握第二国际的理论论争，争论的这些政治论题一直是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社会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挥之不去、影响至今、也是我国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重点关注问题；在第三章里，作者对比并详细阐释了列宁与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对帝国主义的不同看法，包括帝国主义本质问题、帝国主义经济问题以及帝国主义的政治问题。帝国主义作为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没有因为世界全球化的进程而远离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也没有因为东欧巨变、苏联解体而成为历史，这部分内容是列宁与第二国际理论家争论的重要问题，弄清楚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论是理解其他问题的前提，为以后各章的进一步展开奠定了基础；在第四章里，作者着重阐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上述理论分歧所进行的反思与双重批判：一方面，他们批判了第二国际强调纯粹事实、割裂事实和现实的内在联系以及否认事实的历史性错误，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列宁的思想只是在布尔什维克政治斗争中发展起来一种特殊的粗陋的社会主义理论；在第五章里，作者通过梳理“马克思学”和“列宁学”的理论观点，把握西方学者研究列宁与第二国际的另一脉，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揭示了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理解；在第六章里，作者立足于当代国际关系，一方面通过阐释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历史阶段并结合现代化理论，从而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进而再次表明，列宁与第二国际理论家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问题的争论并没有远离当代世界；在第七章里，作者结合近40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事实，通过对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实际分析，总结不同民族国家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全面理解当今学者所提出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在对比中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模式，进而揭示各方面学者研究列宁与第二国际理论家理论问题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整体来看，该论著以列宁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理论分歧为切入点，弄清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分析这些理论问题对当今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揭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本质及其当代价值。该著作的研究思路是：第一，由过去专注于政治批判性研究转换为多角度的理论辨析。我们将第二国际不同倾向的观点、第二国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与西方主流思想进行理论比较，在揭示第二国际理论问题的同时，发掘该理论在当今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进程中的积极意义；第二，把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与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特别是同当代资本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相结合，既注重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又承认社会理想在引领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的作用。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把对第二国际理论问题的传统评判与现实分析对接起来，如何把人们的社会主义理念由传统过渡到现代。该著作的研究目的：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多层次交融碰撞中，在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不断地遭致否定和挑战、另一方面又获得大发展的机遇这种新形势下，论著本着客观公正原则评价列宁与第二国际的历史争论，深入研究列宁与第二国际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问题，把这些理论问题置于当今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为澄清过去争论的问题提供新资料、新素材，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认识到：第一，僵化的体制和机制、机械的思维方式带来的只能是失败，只有符合民族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社会才有生机和活力，才能不断取得进步；第二，虽然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共同的，但是，发展方式、所走的路径是多种多样的，贯穿着民族特征。这样，不仅有助于人们辨析当代各种西方思潮的本质，为人们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提供了认识论前提，而且，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当代价值，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信心，突出该论题的研究主旨。
学术界给予该书高度评价，认为该书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理论问题研究的推进，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新领域，该书不仅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而且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编辑：2016级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研究生 黄真真
校对： 2017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研究生 袁 哲）
